長江商報消息 ■本報評系統家具論員熊志
  據最新一期《中國經濟周刊》報道,1月19日,中國第九任外交部部長李肇星在讀者交流會上表示,“我特別反房屋二胎感一些人把縣級以上的幹部稱作父母官。我走了世界183個國家深刻地感覺到,這個世界上最重要人的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才是我們所有人的衣食父母。”
  其實無需李肇星的強調,“老百姓是所有人的衣食父母”這樣的常識,早已成為現代政治運作和官民互動關係的倫理基礎。但客觀而言,李肇星對“父母官”稱謂的反感,又有著極強的針對性。在服務型政府理念逐步強化的今天,無論是在公、私場合,普通百姓還是基層官員自身,“父母官”之謂脫口而出者並不在信用卡代償少數。
  以儒家思想為根底的“父母官”概念,本就是封建時代的特色指稱,它更多地反映出家國一體的傳統政治格局。如其概念所指,“父母官”在其時隱含了一種自上而下的治理思路,被稱作支票借款“父母官”的郡縣官員形同封建大家庭的家長,權力倫理建立在“父家長”的責任意識上。自然而然,在承擔治理使命的同時,地方長官還被賦予予取予奪的管理權限。
  在前現代向現代化的轉型之中,現代政治體系對傳統官僚台北港式飲茶體制的告別,在理論上便表現為契約意識和代理人觀念對“父母官”概念的取代。當今社會,我們在強調服務型政府的建立完善之時,往往不會像前現代那樣,視政府和官員的權力為天然得來,而默認一切權力來自人民,政府是建立在契約之上為人民服務的代理機構,官員則是具體的代理人。從權力的授予方向來看,政府和官員的權力來自人民;從財政供養體系來看,政府和官員的生存也得依靠廣大納稅者的賦稅。
  帶有封建遺弊的“父母官”概念被逐漸棄用,實際上預示著現代政治倫理的一次進步。只是這種進步是不是足夠徹底,從“父母官”在官方和民間話語體系的留存中,似乎難以樂觀看待。在當下,“父母官”的稱謂固然被逐漸棄置,那些使用者也未必是帶著傳統的語境和意義在使用這一稱謂,但是那些支撐“父母官”稱謂的不少深層次邏輯,並未隨著相關權力常識的普及而完全清除。大包大攬、衙門作風、官僚做派、唯上負責等等,在現實的權力生態中仍舊有跡可循,這些現象的存在還在支撐著“父母官”概念的傳播和流傳。
  基於此,不少人源自對“父母官”概念的反感而要求棄置這一詞彙的訴求,對於健全的政治倫理的回歸有其積極意義,卻也有其局限性。其積極之處在於,它使得權力民授原則以及公僕理念進一步普及,能夠促成現代公民主人翁意識的養成;其局限在於,“父母官”本質上是政治倫理外化的一個符號,與其說它是個稱謂妥善與否的問題,不如說是稱謂背後深層次的權力倫理能否與現代政治理念實現無縫對接的問題,而無縫對接的關鍵並不在於語詞,而在於語詞所輻射的群體是不是對自我定位實現了變更。
  語言的流變有著自身的特點。就像在官方用語中取消了“農民工”的稱謂,“農民工”面臨的種種問題還在一樣,對於“父母官”概念的統一丟棄,未必就能實現政治倫理的現代化轉型。我們所能做的倒不是對稱謂做強制性的處理,而是追問概念深處那些歷史性的遺弊在多大程度上隨語言留存下來。作為一種帶有封建色彩的稱謂,“父母官”概念遲早會走入歷史的故紙堆,但這個過程的關鍵不在於稱謂存廢本身,而是定性為人民公僕的官員群體是不是回到了正確的位置。  (原標題:告別“父母官”更需清除歷史遺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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